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说台湾的流行文化是大陆思想启蒙的推手，可能有点自我膨胀，但一位大陆文化人说，“港台电视、电影、流行歌是大陆文革后一般大众对外来文化认识的主要通道，”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台湾文化人南方朔则说，流行歌十多年来早已统一两岸了。

　　从七○年代末邓丽君风靡大陆全地，到去年张惠妹热潮在两岸关系陷入低迷时，仍在大陆各地沸腾延烧；跨越千禧之际，港台歌手更是频频炒热大陆演出市场……台湾流行歌有何魅力，能在大陆引领风骚二十年？而在这变化剧烈的年代中，又唱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心声？

　　两千年伊始，走在北京或上海街头，让人有时空错置的感觉，抬头可以看见张惠妹喝可乐，低头则看到范晓萱手拿电子辞典的广告，走进速食店，“蟑螂”兄妹的歌曲萦绕耳边，两岸人们的生活样貌如此接 近？

　　即便是去年“两国论”燃烧两岸，火焰正炙之际。

　　８月２９日深夜昆明拓东体育场外，张惠妹《妹力９９演唱会》散场，人群像河水般流向四面八方，细雨暂歇，但是人们的情绪仍然回荡在歌声热情中，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孩说：“太棒了，阿妹有种神秘感，说不出来，全中国就她一个这么唱的，她的劲歌我忒喜欢。”

　　那是张惠妹去年八月初起巡回大陆六场个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之前的北京、上海、广州，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歌迷热情回应，北京的媒体说，张惠妹放肆的高歌和情不自禁的呐喊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粗糙、直率和无所畏惧。

　　天生的音质之外，反应时代的心声和渴望是张惠妹成功的关键，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也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邓丽君滋润枯竭心灵

　　二十年前的邓丽君拉开了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第一幕。１９７８年，大陆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时候流行歌完全不被官方主流价值接受，形象是违反社会道德、很低级的，”北京乐评人王晓峰说，电 影里小痞子的标志不是提着收录音机放流行歌招摇过市，便是跳Disco。

　　然而，时代的潮流难以遏止，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早已对“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样板歌曲失去兴趣，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民众把邓丽君的歌曲带进了大陆，邓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让十亿人民拾回了丧失已久的自然情感。

　　在没有音象店可以买卡带、“风花雪月”类的歌曲根本不被正统媒体播放的年代，人们靠着那时一种单卡的“砖头录音机”一再转录她的歌曲，一两年内传遍大江南北。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早为官方反感，在“何日君再来”后，终于遭到禁唱待遇。然而，就像当时厌倦了单调“蓝蚂蚁”军便服的青年男女，纷纷改穿喇叭裤、留长发，虽然被视为奇装异服，迭遭剪裤管、禁入政府大门的待遇，但是喇叭裤愈禁愈兴。人们在歌咏大会上虽高唱“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但是回了家仍然独锺邓丽君的歌曲。

　　“四九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刀切断了所有的市民文化，”《北京日报》文化部副主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说，解放后戏曲、说唱被禁；畅销小说作家如还珠楼主、张恨水等下场凄惨，再经历文革十年，内地的 通俗文艺几乎全被清理掉了。“真正的恢复是七九年港台文化进入后，”他解释为何港台文化的亲和性特别强，是因为“与市民内心深处积累的文化经验一拍即合”。

　　邓丽君的魅力像涟漪般散开，开始对大陆音乐圈的专业人士发生影响。大陆长年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为次，音乐工作者对三○年代以降上海流行歌曲不屑一顾。小邓流行后，文革时期唱惯了革命 样板歌曲的文艺团体发现“歌也可以这样唱”。１９７９年，中央歌舞团唱湖南花鼓戏的著名艺人李谷一第一次以邓丽君的气声方式唱出《乡恋》，打破了长久以来民族、美声的传统歌唱方法，遭到相当多批判，但却大受欢迎，随后朱逢博、程琳等文艺团体的成员都起而效尤。

“校园民歌”吹皱一池春水

　　八○年代前半期，台湾的校园民歌陆续传入大陆，荡漾出第二波广泛的涟漪。与邓丽君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波以罗大佑及校园民歌为代表的流行歌曲，更深深打动了年轻学子的心灵。

　　“八○年代前五年社会上的变化特别有意思，”大陆资深乐评人金兆钧指出，在文革、反右的质疑浪潮后，知识份子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共产党的、阶段性的，应宏观检讨整个民族及历史文化的问题，文化热潮铺天盖地，译介西方美学、哲学思潮蔚为风尚。反映在文学界的伤痕文学、五七文学、改革文学一路发展，美学上则从星星画展、波普热到现代艺术一路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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