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理想特别强，虽然不成熟，也常常会想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王晓峰说，罗大佑歌词中对社会的批判，站在整个民族情感立场上写的歌，自然对青年产生相当的撞击和共鸣。几乎大陆三十岁以上的人少有不对罗大佑竖起拇指的。现任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总经理的陈梓秋自称“拒绝肤浅的一代”，他就表示大学时期受罗大佑的影响很大，“他的深刻、生命力让人佩服。”

　　另一方面，“校园歌曲回归自然的清新风格、纯粹的音乐，让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重拾失去的自我、失去的自然，”金兆钧说，《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勾勒出令人心神向往的新香格 里拉，风靡那代青年学生。

　　有趣的是，在主流价值对“流行音乐”还很有争议的八○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的进入，却向一批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爱乐青年开启了另一扇窗，“人们终于明白流行音乐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这一形式本身并不等同于‘靡靡之音’或是‘没落腐朽’，”金兆钧在１９９６年发表的《歌坛十年故事》一文中指出，崔健、王彦军、吴海岗、李海鹰等日后执大陆流行音乐界牛耳的人物，“从当时的港台歌曲中，特别是校园歌曲中意识到：流行音乐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大有作为。”

　　就像台湾唱片业的发展历程，最早唱片业多以英文翻版唱片为大宗，只是在大陆，翻唱的对象变成台湾歌曲。这便是八○年代初兴起的“扒带子”风潮。“唱片业飞速膨胀，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居然销售了 八百万盘磁带，在八○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下，一盘５.５元的高价，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金兆钧说。

“西北风”反攻

　　八○年代后半期，港台多元曲风和庞大的流行乐市场终于催发了大陆本土的第一批流行音乐。１９８７年前后，由一群拥有正统音乐背景的词曲人领军，创作出多首迥异于台港乐风的雄浑、豪迈、融合北方民歌旋律及摇滚编曲，充满批判精神的歌曲，如《信天游》、《黄土高坡》等，一夕红遍大江南北，被统称为“西北风”。同期的崔健更以摇滚呐喊的唱腔，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中一鸣惊人，他的《一无所有》自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时写下了广为流传的名言：“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的流行音乐将不再一无所有。”

　　金兆钧指出，不论是《信天游》的无奈、《一无所有》的呐喊、《我热恋的故乡》的批判精神，共同点都具有沈重、忧国忧民的基调，反映了自八○年代以降社会上反省历史文化的时代心情。如同知识界酝 酿出《河殇》，一般大众则从传唱西北风歌曲中得到抒发。８７到８９年大陆本土的创作和歌手演唱风行草偃，刻意与港台划清界线。

苏芮和齐秦

　　即便在西北风盛行期间，台湾流行歌曲并未全然退下舞台，１９８７年底台湾开放大陆探亲，随着返乡人潮，及大陆官方正式核可引进版音乐带进入，苏芮和齐秦先后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苏芮的歌声早在８７年随电影《搭错车》进入大陆，《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的人文气息首先感动了思想前卫的青年学生，进而受到大众欢迎，历数年不衰。最重要的是，苏芮豪放、呐喊的唱腔 颠覆了多年来邓丽君温柔细致特质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拓了演唱方式的新声，“许多有潜质的女歌手，如那英、杭天琪、范琳琳等都是以她为仿效目标，”王晓峰说。

　　齐秦则是在八七年“狼”系列专辑进入大陆后，短短数月便以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就像十年前的邓丽君。“台湾最有影响的歌手分为三代，邓丽君、刘文正是第一代，罗大佑第二代，再来就是齐秦。” 《中国百老汇》杂志副主编丁宁认为像他们二十三到二十八岁这代，受齐秦影响最深。“他给我们的影响不只是听歌的乐趣，而是人生观的”，“我一个人在风中独来独往”的孤高、自信，让青春年少的他十 分向往，业余仍创作的丁宁常以齐秦为努力目标。

　　“齐秦的叛逆与罗大佑建立在历史上的叛逆不同，”王晓峰指出，齐秦鲜明的个人风格，提供了当时年轻人勇于展示自我的力量，因此赢得广大的共鸣。丁宁清楚记得齐秦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情景，“那时北京冬天流行戴长长的白色围脖，当演唱会结束，齐秦要离去时，看台上的女生几乎都要晕过去，一整排人都把围脖垂下去，希望能让齐秦摸一下。”

偶像崇拜与分众时代

　　１９８９年，流行歌坛进入另一个转变时期。卡拉ＯＫ８９年引进大陆，之后迅速发展，当年年底，仅北京就开业７０多家，当时北京、上海、广州已经都市化到一个程度，对这种讲个性、时髦的娱乐活动需求甚殷，由于“六＃＃四”，大陆音乐工作者发觉他们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索性“照着港台的作法做吧！”少了大陆原创作品，源源不绝的港台歌曲填补了卡拉ＯＫ的大量需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充当了港台歌曲风靡大陆的尖兵，”金兆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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