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环，”金兆钧指出，８９年以降的三、四年间，全国电台、报纸、杂志相继开办市场导向的经济台、音乐台；生活版、娱乐版等专业版面，“吃歌量”惊人，大众传播的发达更加速了台湾流行歌曲的“火红”。

　　“这阶段是台港流行什么，大陆就流行什么，”除了齐秦持续发烧外，更多元的歌手与歌曲随着大陆正式批准“引进版”而源源不绝进入，台湾的童安格、赵传、小虎队、张雨生、王杰、潘美辰等，香港的 “四大天王”都是九○年代初极受欢迎的歌手。卡带销售量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各大城市演唱会若无港台歌手无法造成轰动。

　　“追星时代来到，”王晓峰说，像罗大佑、苏芮、齐秦时期那种对人心灵深刻的影响此后逐渐式微，歌迷开始各自拥护喜爱的偶像。

　　听众口味的改变正像大环境的改变一样。

　　“那正是一个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若八○年代前五年的潮流是理想主义，那么九○年代的前五年就是务实主义，”金兆钧说，随着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揭示的经济方针，大陆进入了改革后的再改革，家用电脑问世，不过两年，已经发展出十分普及的Internet网路、汽车渐渐普及、房价高涨，医疗体系转向保险制度……，种种社会的快速变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九○年代好的标准是轻松、幽默、生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也说。

　　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台湾歌写得细腻、生活化，较之大陆空洞的歌词，自然引起共鸣，”金兆钧举例：比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北京警察或警察太太都喜欢唱，李宗盛的“十七岁的女孩其实是很那个 的”，特别和北京青年的痞子文化对味。

　　前两年任贤齐以一曲《心太软》风靡大陆，一般认为其实与音乐无关，而是“心太软”说中了这些年大陆社会快速变迁，“十亿人们心坎儿里的无奈”。

　　另一方面，与香港歌曲比起来，大陆人心目中，台湾没有受到殖民文化影响，与大陆文化基础一致，“特别能沟通”。

　　“九○年代以后社会上的时髦语汇，一个是王朔的语言，另一个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歌词，”金兆均说，《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的编辑们还会暗中较劲，比谁用得巧，传统文化人批评归批评，但这种时尚几年不曾中断。

学习市场操作

　　市场经济风潮中，大陆音乐人也学习到了“市场”的观念。“音象公司开始循正规方式出片，”王晓峰说，以前大陆的音象界不是“扒带子”，就是多位歌手一起录一盘“大拼盘”，九三年音象公司“签约歌手”蔚然成风，各大城市唱片公司纷纷成立企划、包装、制作人、经纪人制度，为歌手进行商业化操作。 　　集北京一流乐手制作的艾敬《我的一九九七》专辑，加上地毯式轰炸宣传、以“女崔健”为诉求的艾敬一举成名。艾敬后来还在台湾发行过两张专辑，近年则与日本新力唱片签约。歌手毛宁，以及９５年在台发行《阿姐鼓》十分轰动的朱哲琴都是这一时期音象公司推出的歌手。金兆钧分析，这时期的流行乐虽然脱离了西北风浓重的民族色彩，但太重歌手包装，忽略作品内涵，并未促成大陆本土流行音乐的勃兴。

　　港台唱片仍然独占大陆唱片市场鳌头，“总产值十亿人民币的市场，流行音乐占８０％，其中港台产品又占了流行类的八成，十年来这种架构一直没变，”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陈梓秋指出，他也 预估，较之香港，台湾基于语言优势，唱片仍会稳定成长。“台湾唱片的市场操作已经很成熟，内地目前还不准确，”他坦承。

　　“目前内地的潮流就是跟着台湾流行文化的概念走，”乐评人戴方指出，唱片工业仍在摸索，喜爱音乐的人已经一代换一代。

时代新声

　　近来，来自北京的小男生“花儿”乐团已成台湾流行乐迷的热门话题，口耳相传下专辑大卖。“花儿”即是１９９８年北京兴起十几个新生代摇滚乐团，包括“清醒”、“新裤子”等中颇受嘱目的一支。

　　“这代年轻乐团的音乐认知和生活态度，都倾向于说个人的体验，”戴方认为，较之崔健、唐朝那一代，虽然肤浅，但是很真实。

　　“花儿”由三个十六、七岁高中生组成，因为喜欢“Greenday”的音乐，就做流行庞克的曲子，内容则是怎么和父母闹别扭、中学生的种种生活点滴，每首歌不超过二分钟。媒体问他们：“听说崔健喜欢你们的东西，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答称：“不可能吧，我们不喜欢他的东西，他怎么会喜欢我们的？”

　　“花儿”的风格让人联想到台湾徐怀钰的《怪兽》、张震岳的《爸爸，我要钱！我要钱！》无怪乎台湾唱片圈近来吹起一股北京风，热门歌手如莫文蔚和杨乃文分别翻唱了“花儿”的创作，苏慧伦则用了“新裤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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