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光
　　
　　一个脸色忧郁的年轻人，头发卷着，抱着吉他，唱齐秦的《独行》，他八成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呆着，九成还是个大学生。如果他读文史哲其中的一个，百分之百，他一定还弄过诗歌。吉他是一个月的生活费，50块，二手的红棉。当他装模作样地搞出两声和弦，并朗诵上“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周围女同学的目光就有些温和了。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是电影《桥》中的一句接头暗号，也成了青年们的口头禅。外表忧郁，内心狂热，想搞大事；从小到大的英雄主义教育使我们内心焦急，坐立不安，脸上的青春豆含苞欲放。一群发情前期的小牛犊是可怕的，所以，无须任何刺激和启蒙，从我们把学校发的校徽别在屁股上起，就结了党。谁也不怕，我们是青年，愤怒的青年。
　　
　　然后，故事就多了起来。
　　
　　 1989年的5月，我骄傲地在宿舍内展示着中指上被琴弦磨破的皮肉，等待着兄弟们言不由衷地夸奖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兴高采烈，“运动啦，兄弟们，运动啦！”我们夺门而出，迫不及待地赶了个大集。散集时，嗓子哑了，仍然攥着拳头，象被拔光了毛的斗鸡。以后三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保持着这种姿态。“一个人，在30岁以前，如果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良心”。我们的青春，在克里孟梭那里得到安慰。
　　
　　 日子在自伤和自残中度过。小伙子们大唱《狼》，在男生澡堂里，一人起兴，百狼呼应，声音凄厉，咬牙切齿。20岁左右的年轻人，忍受着性的煎熬，发泄着对食堂大师傅的不满（因为漂亮女生碗中的滑鱼比愣头青们总要多两块），充满了对姑娘的想象。那的确是一群狼，比狼还厉害。但是，他们也自说自话地开创了行为艺术模式。李是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月初家里来了钱，他会先压在书页里，平整了，再揣在衬衣兜里，当着众弟兄的面，翘起嘴唇，慢慢地抽出来，中指弹一弹五人头或伟人头，“走，跳舞去”。不到10号，他就要靠馒头咸菜度日了。为了嬴一个粉蒸肉，可怜的李，和宿舍其他七位兄弟打赌，半小时吃下6个二两馒头。李吃下去了，是躺着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差不多因为这桩命案受到处分。我们班最早的流血事件的主角是高大而又忧伤的宋，割了食指，写了血书在洁白的绸子上，收信人是政治系漂亮的王。王不表态，宋差点精神分裂。是我救了他。痛苦的时候就和我打乒乓球，在无数个被打破的乒乓秋旁，宋总算是站稳了。多年后，王成了我老婆的闺中秘友，问及当时的心理，她说：“两方面吧，一是瞧不上宋，二是呢，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十几年前，那帮年轻人牙齿锋利，神经细腻，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伤人得厉害。这帮如今已30出头的人，当年被欧风美雨滋润着，听见唯物就头大，看见辨证就拧着来，所以当世界近现代史的夏先生还跟我们来“一条红线”“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我们斗争对象，说他就是还未攻克的巴士底狱。我们组织了全班的签名，要易师而教，理由是他讲的话我们听不懂（愤青会选择策略）。夏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文革中被运动，身体垮了，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是病态。后来到过他的家，已经不是体面的家庭了。每忆及此，心中惴惴：当年真是太猛了。现在，已然是愤中之年了，明白了厚道真是一种美德。
　　
　　 最值得说的当然是爱情。最木讷最憨厚被认为最不解风情的周，也知道在汽水瓶里插两朵自采的梅花，送给同班的李，并在信封里塞张电影票。这被认为是历史系88级可入册的浪漫主义奇葩，史称“梅花事变”。女生是珍贵的，周末，她们手中会攥着好几张影票。有些骄傲，装得有些老练，连衣裙和自然的体香，KISS的味道，天崩地裂（在当时看来）地争吵，童安格给我们带来的淡淡哀愁和淡淡的喜悦，混杂在一起。女生和性是关灯后的基本话题。在爱和被爱之前，小伙子们都已是情场老手。他们知道最具打击力量的情书的书写方式以及接吻的若干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的，但确实需要爱情，不管它来自哪儿，没有挑选的余地。愤青们太猛了，太硬了，他们需要温柔的爱和裹伤的布。
　　
　　 1991年暑假前，我和睡在连铺的兄弟舒躺在篮球场边的草地里，醉了。舒失恋了，外语系的刘把他给甩了，恶狠狠地甩了。此前一个星期，刘还为参加一万米长跑的舒擦汗呢。“太快了，他妈的，太快了”，舒说。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与女友的关系进入胶着状态，舒勉励我，“你一定要——稳住”。如今，舒博士稳坐教习，红烛添香，他倒是稳住了。
　　
　　 爱情事故是避免不了的。每学期要开除几对鸳鸯，所以现在我的确为避孕套进高校感到欣慰。女生为怀孕而被开除，的确说不过去。但有坚强的，外语系的陈，坚决不供认“元凶”，在同学们惋惜和赞许的眼光中离校。我们宿舍的杨，和漂亮的女朋友干脆在外面租起了房子，过起了日子，俨然把爱情落实到实处了。
　　
　　 这都是多年前的事儿喽。就象舒形容短暂的爱情一样——太快了，他妈的，太快了。
　　
　　 92年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或者象我一样，躲在角落里羞于见人。我们知道了一些真理之外的道理，脸上的青春痘消失了，不再是愤青，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价值观意义上的）。克里孟梭的后半句是这么说的：30岁以后，如果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理智。这是对我们现在更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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