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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时光
2004-6-29 | 分类:校园生活 | 阅读17670

  大学时光
  
  一个脸色忧郁的年轻人,头发卷着,抱着吉他,唱齐秦的《独行》,他八成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呆着,九成还是个大学生。如果他读文史哲其中的一个,百分之百,他一定还弄过诗歌。吉他是一个月的生活费,50块,二手的红棉。当他装模作样地搞出两声和弦,并朗诵上“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周围女同学的目光就有些温和了。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是电影《桥》中的一句接头暗号,也成了青年们的口头禅。外表忧郁,内心狂热,想搞大事;从小到大的英雄主义教育使我们内心焦急,坐立不安,脸上的青春豆含苞欲放。一群发情前期的小牛犊是可怕的,所以,无须任何刺激和启蒙,从我们把学校发的校徽别在屁股上起,就结了党。谁也不怕,我们是青年,愤怒的青年。
  
  然后,故事就多了起来。
  
   1989年的5月,我骄傲地在宿舍内展示着中指上被琴弦磨破的皮肉,等待着兄弟们言不由衷地夸奖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兴高采烈,“运动啦,兄弟们,运动啦!”我们夺门而出,迫不及待地赶了个大集。散集时,嗓子哑了,仍然攥着拳头,象被拔光了毛的斗鸡。以后三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保持着这种姿态。“一个人,在30岁以前,如果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良心”。我们的青春,在克里孟梭那里得到安慰。
  
   日子在自伤和自残中度过。小伙子们大唱《狼》,在男生澡堂里,一人起兴,百狼呼应,声音凄厉,咬牙切齿。20岁左右的年轻人,忍受着性的煎熬,发泄着对食堂大师傅的不满(因为漂亮女生碗中的滑鱼比愣头青们总要多两块),充满了对姑娘的想象。那的确是一群狼,比狼还厉害。但是,他们也自说自话地开创了行为艺术模式。李是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月初家里来了钱,他会先压在书页里,平整了,再揣在衬衣兜里,当着众弟兄的面,翘起嘴唇,慢慢地抽出来,中指弹一弹五人头或伟人头,“走,跳舞去”。不到10号,他就要靠馒头咸菜度日了。为了嬴一个粉蒸肉,可怜的李,和宿舍其他七位兄弟打赌,半小时吃下6个二两馒头。李吃下去了,是躺着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差不多因为这桩命案受到处分。我们班最早的流血事件的主角是高大而又忧伤的宋,割了食指,写了血书在洁白的绸子上,收信人是政治系漂亮的王。王不表态,宋差点精神分裂。是我救了他。痛苦的时候就和我打乒乓球,在无数个被打破的乒乓秋旁,宋总算是站稳了。多年后,王成了我老婆的闺中秘友,问及当时的心理,她说:“两方面吧,一是瞧不上宋,二是呢,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十几年前,那帮年轻人牙齿锋利,神经细腻,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伤人得厉害。这帮如今已30出头的人,当年被欧风美雨滋润着,听见唯物就头大,看见辨证就拧着来,所以当世界近现代史的夏先生还跟我们来“一条红线”“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我们斗争对象,说他就是还未攻克的巴士底狱。我们组织了全班的签名,要易师而教,理由是他讲的话我们听不懂(愤青会选择策略)。夏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文革中被运动,身体垮了,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是病态。后来到过他的家,已经不是体面的家庭了。每忆及此,心中惴惴:当年真是太猛了。现在,已然是愤中之年了,明白了厚道真是一种美德。
  
   最值得说的当然是爱情。最木讷最憨厚被认为最不解风情的周,也知道在汽水瓶里插两朵自采的梅花,送给同班的李,并在信封里塞张电影票。这被认为是历史系88级可入册的浪漫主义奇葩,史称“梅花事变”。女生是珍贵的,周末,她们手中会攥着好几张影票。有些骄傲,装得有些老练,连衣裙和自然的体香,KISS的味道,天崩地裂(在当时看来)地争吵,童安格给我们带来的淡淡哀愁和淡淡的喜悦,混杂在一起。女生和性是关灯后的基本话题。在爱和被爱之前,小伙子们都已是情场老手。他们知道最具打击力量的情书的书写方式以及接吻的若干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的,但确实需要爱情,不管它来自哪儿,没有挑选的余地。愤青们太猛了,太硬了,他们需要温柔的爱和裹伤的布。
  
   1991年暑假前,我和睡在连铺的兄弟舒躺在篮球场边的草地里,醉了。舒失恋了,外语系的刘把他给甩了,恶狠狠地甩了。此前一个星期,刘还为参加一万米长跑的舒擦汗呢。“太快了,他妈的,太快了”,舒说。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与女友的关系进入胶着状态,舒勉励我,“你一定要——稳住”。如今,舒博士稳坐教习,红烛添香,他倒是稳住了。
  
   爱情事故是避免不了的。每学期要开除几对鸳鸯,所以现在我的确为避孕套进高校感到欣慰。女生为怀孕而被开除,的确说不过去。但有坚强的,外语系的陈,坚决不供认“元凶”,在同学们惋惜和赞许的眼光中离校。我们宿舍的杨,和漂亮的女朋友干脆在外面租起了房子,过起了日子,俨然把爱情落实到实处了。
  
   这都是多年前的事儿喽。就象舒形容短暂的爱情一样——太快了,他妈的,太快了。
  
   92年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或者象我一样,躲在角落里羞于见人。我们知道了一些真理之外的道理,脸上的青春痘消失了,不再是愤青,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价值观意义上的)。克里孟梭的后半句是这么说的:30岁以后,如果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理智。这是对我们现在更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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