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领取１９２１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１９１９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１０月２２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１９２０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２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１９０５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１９０９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８月２４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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