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兴趣的论文①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纳和居维叶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好象是溶为一体似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虎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与伦比的。　　 

　　①斯·尔·索博利。1858年7月1日——1859年11月24日。《普通生物杂志》1940年第1期第75——104页。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林纳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虎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八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纳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可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虎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干的论文一起提交林纳学会。达尔文在虎克的信上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象一剂泻药一样对虎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虎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由于林纳学会报告而引起的激动和家中各种不安使达尔文非常痛苦，于是他出发到怀特岛的海边上去休息。 
　　现在，当生活本身向他表明，绝不能无止境地搜集材料而拖延书的写作，他决定在休息后着手写关于物种这部巨著的《摘要》，也就是做赖尔很早就坚决主张做的事情。这个《摘要》根据最初提纲应是扼要地叙述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二、三个实例来说明某个论点，有些细节则应该略去。达尔文打算把《摘要》交给林纳学会，并在它的杂志上发表。根据笔记本上的标记，达尔文还是在怀特岛上的三塘开始这一工作的。从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二日，他每天工作几小时。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摘要》比他起初预计的要长得多。甚至他可以把说明某些论点的根据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但为了不彻底贬低自己的思想，他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证据不用。仅自然选择的第一章，在他的手稿中就占了大开本四十四页。 
　　虎克当时建议他把书分成许多要在林纳学会单独作的报告。达尔文同意了，他写的《在家养下的变异》，足够整个一次会议用。但是，如果不能马上全部发表，他会感到遗憾，因为这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海滨休息期间，达尔文为自己书中阐述的思想不能不作些观察。例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转述了自己对海浪传播生物的札记。他复活了涨潮冲到岸上的十三个甲虫种，他还观察了飞帘的种子是怎样被风刮到海里去的。 
　　九月中旬，在休息一个月以后，达尔文又着手写《摘要》。他在十月六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摘要》写得太长”，“他不能把它写得短一点”，并且“预料，《摘要》是一小卷，因此不得不单独出版”。十一月，他已经在写关于本能和杂交这两章；每章都要占他十四天的时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还写道：“我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二、三个例子，对所有难点也只简略地叙述一下，但我实在无法把《摘要》写和更短了”。 
　　在这期间，达尔文的孩子们开始收集甲虫，众所周知，这种事情在童年也吸引了他本人。他多次参加了孩子们的收集工作。他给拉卜克写道：“当我听到捕获稀有甲虫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好象是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号角一样。对于一个嗜好成癖的昆虫学家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高尚的比喻吗？” 
　　就在十一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赫·斯宾塞象达尔文一样，在《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一八五二年）和《进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一八五七年）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在给斯宾塞的回信中也对一般的想法加以赞扬。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到十二月底，达尔文已经写了三百页手稿；根据他的计算，还要写一百五十页至两百页。在向虎克（达尔文由于不相信自己而经常把各章的手稿寄给自己的朋友去修改和提意见）谈到这一点时，达尔文给虎克写道，他最终“认为用单行本出版《摘要》在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他继续写道：“这个课题实在太大了，不能在任何学会中对它加以讨论，并且我知道，人们会把宗教问题扯进来的”。 
　　达尔文有各种根据这样想。还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在利兹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古生物学这理查德·奥温，在长篇大论的开幕词里，分析了“物种的创造或形成”的问题。叙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之后，他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同通过“创造力不断起作用或预先规定的生物形成的原理”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他个人的观点硬扯到一起。根据这个原理，生物的目和种应该一个接一个繁衍下去。因此“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弥补已绝灭的东西”。他认为，达尔文和华莱士只是把他的“原理”推广到用变种代替典型生物。因此，达尔文就是通过这个实例明显地看到，有些人会把宗教问题“拉扯”进来。 
　　然而，正如斯·尔·索博利公正指出的那样，这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他的发言里，想以非常混乱的言语（见索博利上述引证的论文的细节），调和两个对立的观点——一部分拥护者认为，物种起源是通过创造活动，另一部分拥护者则认为，物种起源是进化的“自然”进程，这次发言对达尔文的事业帮了大忙，因为奥温的发言是在代表大会广大听众中讲的，英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技术专家都出席了大会。斯·尔·索博利写道：“造化说的最大代表（通过创造活动‘创造’物种的拥护者）——‘英国的居维叶’（正如人们经常称呼他那样），叙述了象享有广泛声誉的达尔文这样严肃的研究家提出的学说，即同报告人和大多数出席者历来观点明显对立的学说，他不仅不批评这种学说。相反，他好象接受了这种学说……在英国科学协会这次会议以后，人们一定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达尔文著作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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