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要摒弃旧信念是何等困难，而他本人对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也是逐渐相信起来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读者马上同意书中所有的结论。为了感谢德坎多尔把柞树的学术机关刊物寄来，他给德坎多尔写信说：“我对您（对待达尔文的理论）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对您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完全不感到惊奇。我清楚地记得，许多年我是如何围绕着旧信念打圈子的，我观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他就要跟我走几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几英尺远，这种观察在支持着我。” 
　　不应忘记，科学和神学早在上个世纪（十八世纪），在英国和荷兰，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比任何地方都严酷的德国，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由于摧毁了导致法国革命的封建关系，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哲学中才占了上风。上述科学和神学的联系，在上述三个国家里，表现为在那里出现了许多笃信宗教的作者，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势必要得出事物来源于上帝这一信念。在斯瓦默达姆的《自然界的圣经》、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约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贤明体现在它的造物中》一书中，在皇家学会会员尼米亚·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圣宇宙论》和迪尔赫姆的《天体物理神学》中，就有这样的倾向。而在德国，由于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影响，最细小的自然科学细节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解释的。例如，克劳斯在他的论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一书中，（我们要借用在这里所援引的事实），列举了许多（主要是德国的）“神学”。例如，科学家牧师列谢尔的《岩石神学》（一七三五年）、罗尔的《植物神学》（一七三九年）、上述那个列谢尔的《昆虫神学》（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虫这些对人类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怀疑的生物和自然现象，在罗兹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虫神学》（一七四八年）里，也得到详细地研究。还可以把斯诺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创造》或奥尔瓦尔特的《雷鸣闪电神学》（一七四五年） 
　　列到这里来。 
　　如果说这些“神学”是在以后才逐渐消失掉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所有的动植物构造的合理性，它们对生存条件的适应性，依旧是从创世主贤明和自然界协调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的，并且唯心主义观点和神学观点恰恰是在博物学家当中广为传播，而在英国，牧师出身的博物学家特别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发表了许多“布里治瓦特”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样，捍卫了目的论的原则。 
　　因而令人惊异的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年十二月阅读《物种起源》后，马上就深刻而广泛地了解到达尔文这本书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然而当时在德国还没有任何人维护这本书。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英国人的这种粗糙的阐述方式，我当然应当容忍。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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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页。 

　　马克思所谈论的“粗糙的”阐述，大概是暗指那种英国归纳法哲学的“真正的培根”派，因为这本书就是本着归纳法哲学的精神写成的。 
　　至于谈到目的论遭到的打击，那么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思想和学说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确在于，达尔文使发展的思想在他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目的论——目的学说这一领域中取得了胜利。在达尔文以前，人们把动物结构的基础看作是体现在动物身上那些属于创世主的或者用“大自然”（大写）这个词所表示的某一整体的那些思想或计划。而达尔文则把有机物的各种形态看作是一连串事件结果的历史形成物。 
　　人们以前看到的只是某种器官形成的目的，而达尔文却解释了为什么形成了器官，为什么最复杂、最合理的适应性器官不受创世主的任何干预就形成了。马克思由于深刻地研究了经济关系的具体事实，从自己浩瀚的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如他在给安年科夫的论蒲鲁东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十分明显的是，这本自然史书籍是以浩瀚的经验主义材料和具体材料为依据的，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主要结论：目前和从前的动物和植物的各种形态，也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换句话说，是进化形式，这本书确实是他的观点的“自然史基础”。这本书中根本就没有神学，没有神秘的原因，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不合常理的空话”，有的只是达尔文理论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而引用的一连串因果关系——总之，有的只是明确表示出来的历史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体——这就是吸引马克思来读这本书的内容。 
　　如果达尔文对那些在改变常见的造化说观念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的人表示欢迎，而认为这种改变只是向新的科学观点的过渡，那么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试图“使科学和神学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对他们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已经看到，当爱沙·葛雷说，创世主“用某些对人类‘有益的’方法指导变异”时，他就在刊物上同爱沙·葛雷进行论战。实际上，赖尔也是很接近这些思想的，因为他当时重复了这种陈词滥调，认为变异是由天意创造出来的，而人在选择这些变异时，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动植物的形态。达尔文对这些意见特别生气。他给赖尔写信说：“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为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科迪列拉山脉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你解释没用，因为科迪列拉山脉是上帝创造的……，您是否认为，连我的鼻子的形状也是由于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热讽地问赖尔道。 
　　他接着写道：“如果您说，上帝决定在何时何地出现十分微弱的变种，并且其中的一个变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其它几个变种在第一代或下几代就会死掉，那么，我觉得对此表表议论都是废话。这只是重复说，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和我比讨论陨石坠落的天文学家更应该谈论变异是可以确定和指导的呢？或者你们认为连天文学家也必须说：陨石在某一定的时间要坠落到某一定的地点，毫无疑问，也是按照事先预料到的并确定下来的计划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当并加以指导的呢？这位天文学家是否也会把这个称为神学的学究气？我认为，从物种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学究气，只不过是因为物种的形成至今还被看作是·超·规·律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实际上这一科学分支大部分还处在·神·学·的·发·展·阶·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特别注意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所写的与他的理论有联系的著作。据他看来，如果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或举出了新的、还没有被利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事实，那他随时准备对他们大加赞扬，有时可能是言过其词的赞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谁透彻地理解了他的理论，并在某个报刊对他的理论作出了反应，他总是高兴地给予表扬（还有时反映在他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他的朋友们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犯了错误，偏离了生物学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业，他就在书信里，有时在报刊上坚决予以反驳。我们已看到了他对于爱沙·葛雷和赖尔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实例。当达尔文幽居在唐恩时，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议，还是其他各种公共集会，他都几乎不出席，总之，他对一切会议都不积极参加，他虽身处唐恩，但还是善于把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勉励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误言行，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为“共同事业”的利益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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