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成年人各种感觉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的整个过程中，还要同时把儿童的、傻子的、猴子的、而有时还有其他动物的同样感觉的表现形式拿来进行对照、比较和引证。达尔文并没有忘记指出，不同种族所具有的这种感觉是有相同之处的，尽管有时候也有某些例外（例如，在表示肯定和否定的时候）。他常常引用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作家的著作。例如，谈到用耸肩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举出一个作者的下面一段话：“他把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两肩耸到了耳朵边，这表示他已无可奈何了，与其让杰克去干，还不如去搬动一座大山。这表示，此事再谈下去毫无益处。” 
　　“同他的其他几本书（这几本书或者是完全没有插图的，或者用从其他出版物中借用来的版画作插图，插图很少，而且又是平平常常的）相反，《动物和人类感觉的表现》一书插图很好，而且插图都是专门约请艺术家（福特）画的，所以使达尔文感到由衷的高兴。描绘看见敌人和向主人亲热的狗和猫的图象就是这样。还有许多儿童的和成年人的、能表现各种感情和感觉的拍得极好的照片。 
　　在最后一章（第十四章）里，他再次重复了前三章里有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有益动作或者使人摆脱可能发生的烦恼事情的动作，就获得了习惯性动作的性质。因此，这些动作在一定的感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益还是无益，感觉是强还是不强）下会重复出现。在相反的冲动下，生活实践也会产生相反的动作。此外，也会不以习惯和意志为转移而产生一定的反射作用。 
　　经常随着一定的情绪而产生的那些动作都是能表达情绪的。达尔文说：“一些轻微动作是强烈表达出的和合理动作的最后痕迹，即残余。它们在我们的表情方面具有充分的意义，就象退化器官对于一个分类学和有机体谱系学方面的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意义一样”。达尔文指出以下情况作为重要结论，感觉的主要表现形式，所有人种都一样，也就是说，产生于同一根源。属于从人类前的祖先继承下来的非常古老的表现有：笑（某些猿类也有）、在恐惧的时候毛发竖起（皮毛略突起）、颤抖、发呆。属于后来的表现有：哭泣（猿类不会哭）和其他悲伤的表现。达尔文最概括的一条结论，就是在《人类的起源》里说的：人类是从低级形式开始进化的，所有人种都有共同的起源。 
　　根据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仔细地、精心地收集和发表的达尔文的书信可以看出，达尔文的理论在英国和国外是怎样逐渐地、年复一年地，但又是迅速地不断取得胜利的。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投入了按进化论的精神共同改造生物学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要按新的观点加以研究和解释了。 
　　把达尔文主义作为进化学说加以捍卫的斗争是大大地减弱了；现在人们都要比过去用更多得多的精力着手研究达尔文的复杂而涉及面又广的理论的细节和某些个别方面的东西。凯利克和迈弗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很快就开始出现了进化理论的新概念和变体。赫胥黎写信给达尔文说：“我开始理解您因《物种起源》而受的苦。一本好书好比一块肉，蠢人就象苍蝇似地围着它团团转，并拚命想在上面产卵，一个个都想孵化出他自己特殊的思想之蛆。” 
　　达尔文在这个时期仍旧十分注意书刊动态，注意论敌和朋友的评论和反应。在他给朋友和拥护者的私人信件里，最后在《物种起源》的各版里他亲自作的修改中，以及我们在谈到重大增补时部分提到过的那些修改中，这都有所反映。第一次在英文第三版里加上的、发展了物种起源观点的绪论性概要就是这样。在概要中，达尔文尊重自己的前辈，简要历数了他们的功绩，按年代顺序列出作者的姓名。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在最新版本里新加的同迈弗特论战的一章也是这样。《物种起源》在达尔文生前共出了六版：第一版，我说过了，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第二版是一八六○年元月；第三版是一八六一年四月；第四版是一八六六年春天；第五版是一八六九年初；第六版是一八七二年。在新的版本里，往往加进各种更能说明自然选择理论和进化思想的例证和意见。达尔文常常把那些不十分恰当的例证或结论，特别是他的批评者或朋友已经给他指出过的那些有疑问的地方，统统删掉，并换成新的例证和结论。他把书中那些最受攻击的地方都加以发挥和深入研究，并且特别注意说明那些因为没有弄懂他的意思而倍受批评的地方。 
　　是的，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说服读者，他使用“偶然性”、“偶然地”这种字眼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该种现象是有它自己确凿无疑的真正原因的，但也只是确认，这个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他反对这样一些人，他们硬说，“自然选择”似乎按他们的意见，由于起特殊的形而上学因素作用因而能解释一切。他一再坚持“自然选择”就象万有引力中的“引力”，或者象化学物质的“亲和力”那样，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认为他本人没有把大自然人格化；认为选择一词只是对生物的自然规律作用结果的一种比较简明的说法。其次，他设法说明，对变异原因的无知并不能降低他的理论的可靠性，不管这一原因如何，他的理论依然是正确的；不知电的实质是什么，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它的规律。 
　　他不得不一再重申（同迈弗特争论时就这样），他从来就没有断言过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唯一因素。相反，他一直说它只是主要的或者最主要的因素。此外，他还一直怕过高地评价他这一因素。这样，他在评价进化的其他可能因素或原因时就显得有些犹豫不决。的确，在关于外部条件的直接影响的意义这一经常困扰他的问题上，我们能看得出来，在他对这种影响的评价上确有一些差别，尽管是一些非常无关紧要的差别，这些差别在《物种起源》的各个版本里，以及在各个不同时期内的著作和书信里，都有所反映。 
　　他由于找到了自己的自然选择原则，并对它的巨大意义坚信不疑，当然就要降低外部条件直接作用的意义，例如气候，在他之前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过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但是从写《一八四四年概要》开始时起，他就一直恪守注意分析所有难点，分析与他的理论有抵触的所有东西这一习惯，对于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他本人就考虑得“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有过颇大的犹豫。所以，一八五九年九月，在他着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把气候对生物变化有影响这个见解，说成是最有害的错误。可是，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里，他却改变了书中好几处说法，使外部条件的一定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无益”变异具有“更多一些”分量。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在给德坎多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条件对亲体的健康及其后代“相当长期地”发生作用的话，他完全相信，后代就将发生变异。 
　　因此，达尔文明确地赞成获得性遗传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按他的见解，变异主要取决于生物的本性，而远非取决于条件的本性，当然他并不否定后者。这就是达尔文之所以非常希望在比较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当中，有人能在外部条件影响植物变异方面进行实验。所以在他去世前不久，即一八八一年，给德国自然科学家泽姆佩尔的信里，当指出泽姆佩尔把条件的直接作用的意义看得过重时，他就是以霍夫曼教授当时对人工条件下栽培的植物所进行的实验为例的，这些实验所提供的论据对这种作用有利的相当少。 
　　随着达尔文主义进一步取得成就，越来越多的作者把他们写的书和文章寄给达尔文，达尔文同外国自然科学家，尤其是同他的著作的译者和同他讨论进化理论中最困难问题的那些拥护他思想的青年人的联系和结识面越来越广泛。对于那些译者，达尔文常常不是局限在公事公办地解决译文问题，而是参与解决出版的细节问题，有时他还象给英文各版本所做过的那样给外国各版本作出增补和订正，并把新打印出的英文版正文条样寄给译者，有时还指出所有他增补和修改的地方，以减轻译者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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