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黎世—布拉格—苏黎世


★　“俄国佬”教授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之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前两年，已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 
　　每天上午９时准时到达专利局，那不得不捱过去的８小时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下班以后，他还得听妻子愈来愈频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炉，或带着儿子到阿勒河的河滨散步。河水静静地流去，日子单调得令人发狂。已一头撞开物理学新纪元大门的爱因斯坦，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也一筹莫展。 
　　在相对论几篇论文发表后的日子里，爱因斯坦曾在给索洛文的信中发过这样的牢骚： 
　　“……我快到不能动弹、无所建树，似乎到了只能对年轻人的革命精神发发牢骚的年纪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过好事也还是有的。 
　　１９０６年４月１日，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干了１９个月后，终于升了一级，成了联邦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工资也涨到每年４５００法郎。哈勒局长相当不错，他按自己的职业眼光欣赏着爱因斯坦的能力，并在给上司的报告中，极力表扬爱因斯坦克尽职守，成绩优异，并说他工作之余坚持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对论，他以为博士头衔远远胜过爱因斯坦发表的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所以，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对这些文章只字未提。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博士、晋级、工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他只需要一个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对论的环境。 
　　当然，也有认识爱因斯坦价值的人！ 
　　物理学领域中读懂了相对论的人，都在探听《物理学纪事》上的爱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处在何方？ 
　　听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寻找爱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爱因斯坦，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一定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听懂，却知道了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个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里办公？”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立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终身友谊。 
　　劳布到伯尔尼拜会爱因斯坦的场面更有趣。当时，爱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炉，听说劳布请教物理学问题，他摊开两只乌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来了： 
　　“你看，我和人谈辐射，可是这个倒霉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伯尔尼对物理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连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尔尼来。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 
　　“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虽然还很遥远，可是想到能和你会面，心里很高兴。” 
　　此时，上帝也睁开了眼睛。 
　　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难道就让他这一辈子当个平凡的公务员吗？ 
　　１９０７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然后再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任命为教授。 
　　所谓编外讲师不是教师职位，大学或其他任何官方机关不发给薪金。成为编外讲师只是说有资格在受聘的大学里讲课。唯一的报酬是每门课程听课的人所付的极少的听课费。那时常有人说，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与富人联姻的人，才可以考虑以大学任教为职业。这两者爱因斯坦都不具备，也许这就是他虽然早就想谋求这种职位而又未积极行动的原因吧。 
　　不过，到了１９０７年，他终于决定，在专利局工作的同时，提出到大学任教的申请。６月１７日，他寄了一封信给伯尔尼州当局，内附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已经发表的１７篇论文的副本、所学的全部课程简介。讨论这件事时，有几位教师发言表示赞同，但是实验物理学教授表示反对。不知什么原因，爱因斯坦忘记按照要求，随申请一道寄去一篇授课资格的文章，即还不曾发表过的科学文章。爱因斯坦的申请被否决了，整个事也就耽搁下来。一向豁达的爱因斯坦不知怎么突然急了，在大学吃了闭门羹后，竟又为中学教师的职务奔波了。 
　　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１９０８年１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１９０８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７点到８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６点到７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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