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一揽子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 
　　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企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内心并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企图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再说米列娃怎么办呢？虽说此时两人关系紧张，但米列娃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德国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欢德国人。柏林那种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远不会喜欢的。 
　　还有一点，爱因斯坦此时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 
　　“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成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 
　　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以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恰到好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１２个人里，倒有８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时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花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１９１１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化学创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接受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人选就是爱因斯坦。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４４票对２票，荣膺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卢本斯和瓦尔堡签署的推荐书上写道： 
　　“签名人十分明白，他们为这么年轻的学者呈请科学院正式院士的任职，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他们认为，由于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他符合院士条件，从科学院本身的利益出发，也要求尽可能为这样的特殊人物提供应选机会，尽管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未来无法作出担保，但他们根据被荐人现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都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完全符合国家最有声望的科学机构院士的条件。推荐人进而坚信，对于爱因斯坦进入柏林科学院，整个物理学界将会认为，这是科学院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收益。”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选举得以确认。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７日，爱因斯坦在从苏黎世给柏林科学院的信中写道： 
　　“对于您们选举我担任贵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谢。我谨此声明，接受这一选举。并深深感谢您们，使我在你们中间获得一个职位，从而使我摆脱职业的负担，能够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工作。当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来的弱点，就会对这一崇高褒奖显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种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这次选举的勇气，那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胜任的。”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４年４月去了柏林，并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遗憾的是，米列娃没有，她从此没有再跟随爱因斯坦了，他们分居了，一个家庭终于破裂了。 
　　在柏林，爱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国时报《沃西奇日报》的编辑们包围了，编辑们要爱因斯坦向读者解释相对论。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６日，爱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题名《关于相对论原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狭义相对论。最后一段用疑问句开头：“上面所概述的狭义相对论是本质上完整的理论呢？还是仅仅代表了深远发展的第一步呢？”爱因斯坦告诉读者，他认为第二句是对的，但他同时坦率地告诉大家： 
　　“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懂得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他们的观点，依然是有分歧的。” 
　　对于相对论的前景的歧议，是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爱因斯坦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的普鲁士科学院就职讲话中更能体现出来。爱因斯坦说： 
　　“从理论观点来看，这理论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刚才所讲的相对性原理偏爱于匀速运动。从物理学观点来看，不可给匀速运动以绝对的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讲法是不是也应当扩充到非匀速运动上去呢？已经弄明白，如果人们以这种扩充了的意义来提出相对性原理，那么就得到相对论的一种无歧义的推广。人们由此得到了包括动力学的广义引力论。可是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实，可用来检验我们提出这样假定的原理是否得当。” 
　　普朗克在欢迎致词中也礼貌地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还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大家都期待能组织考察团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４日观测日食，以之验证爱因斯坦设想的光弯曲现象。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望成了泡影。 
　　战争影响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验证，但并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战争期间，爱因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并撰写了大约５０篇论文，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 
　　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举行这种讨论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演说、争吵，为新物理学的诞生殚精竭虑，贡献出人类最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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