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引用达尔文在分析各属的性的关系时在他论蔓足目专著中所作的结论:“可见,在易勃拉(Ibla)和蘘荷介(Scalpellum)两个属内观察到的性关系两重性这一简单事实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有:一、一个雌体同一个(很少有两个)雄体在一起,该雄体一直固定在该雌体上,并用由该雌体保护和用掉进该雌体的套膜腔中的小动物来养活;二、雌体同一前一后的、成双成对的、生命短暂的一些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失去了嘴和胃,并居住在由雌体最下边的鳞片构成的两个囊里;三、雌雄同体同类似的生命短暂的雄体在一起,雄体的数目从一两个到五六个,它们都固定在头上的孔洞每个边上一定的地方;四、雌雄同体有时候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能够用蔓足目通常用的办法捕捉和吞掉猎获物。这些雄体固定在头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且这些在两个不同部分的雄体,都被胸部用封闭方式保护起来。
在给这里描写的特殊现象作总结时,我想谈谈在四价易卜拉的套膜腔里观察到的生物惊人的会聚情况;第一,这里有老的雄体和幼小的雄体,两者都是很小的、拟软体动物的、失去头状花序的雄体,都长着一个大嘴,一个发育不全的乳头和一些腿脚,彼此相互依附并固定在一个在构造和外形方面同它们截然不同的雌雄同体动物上;第二,这里有四五个自由的小船式的、没有嘴巴的幼虫,它们都长有一些奇特的捕捉食物的触角,两个复杂的大眼睛和六只游水用的腿;最后,这里还有处在发展第一阶段的几百个球形的幼虫,这些幼虫都有一些甲壳的角形凸出物,一些单个的小眼睛,一些线状的触角,尖长形的嘴和只有三对游水用的腿;这真是各种各样彼此未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然而仍属于同一物种的生物的会聚啊!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蔓足目的材料向达尔文清楚地证明了,确定各个物种和各个变种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困难。难怪他后来称变种是“开始发展的变种”,而称物种是“发展完成了的变种”。
例如,他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对我本人来说,唯一的疑问就是,类型究竟是今天正在变异呢,还是昨天已变异了……在把一定数量的类型作为不同物种而加以描述以后,我撕毁了手稿,并把这些类型合为一个物种;然后又撕毁了手稿,把这些类型又分成为一些单个的物种;然后再把它们合为一个物种(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于是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诅咒物种,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
关于蔓足目的著作曾被分散为几部分出版。例如,在一八五一年,曾出版了关于现代海鸭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鸭的专题研究;在一八五四年出版了关于现代海橡实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橡实的专题研究。
专心致力于蔓足目的研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这部著作对达尔文有莫大的好处,正如赫胥黎当时指出的那样,给他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知识,对于研究解剖学和动物发展史同动物的分类法的联系,提供了一处极好的场所。这使达尔文后来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批判地利用各种材料作理论结论方面,避免犯大错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达尔文荣获伦敦皇家学会的皇家奖章。他的许多朋友,包括虎克在内,赶忙向他祝贺。在贺信中,达尔文最先拆开了撒宾上校寄来的一封亲切的信,可他起初对这一荣誉很冷淡。但是虎克就奖章一事所写的信对他的影响却不一样。达尔文在给虎克的回信中写道:“被人们喜爱的那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暖、友谊和美意,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同一个事实,如果象您那样说出来,就使我充满了异常喜悦的感情,使我心跳起来。请您相信,我不会很快忘记您的信给我带来的愉快。这种诚挚的、充满友爱的同情,比已颁发的和将要颁发的一切奖章更有价值”。
他仍然在患病。疾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八四五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我的健康几乎总是老样子,时好时坏。我想,在最近三年内,我没有一天或者一夜不感到胃疼,而且在大多数日子里,我的体力也无时不在急剧下降”。
在他病情加剧的时候,因为学术争论,而要付出力气,并引起激动,因为即将出外旅行而感到不安,只要有这些因素,他就感到身体不适,就使得他一连要躺几个小时,有时要躺上几天。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每星期只限两天,而一天仅工作一两个小时。
只是到了一八四九年,才有人劝他去进行水疗。在这一年,他在莫尔文的一个水疗机关度过了十六个星期(从四月至七月),并在那里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水疗。毫无疑问,水疗有一定的效果。例如,他在一八四九年给虎克的信中写道:“这种疗法有很大的健身作用,在这个月中,我连续不生病的天数比以前任何一个月都增多了。现在我被准许每天工作两个半小时……”
在这个时期,达尔文有时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例如,在一八四六年,他偕同妻子到了当时在召开协会会议的索斯安普敦,他认为这次旅行十分成功。虽然宣读的一切报告全都枯燥无味,但达尔文在这里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并且又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特别是一些爱尔兰博物学家。他还同法更纳①以及其他熟人一起到温切斯特作了一次旅行。
--------
①休·法更纳与达尔文同岁,他主要是以一个古生物学家而著名。在他的发现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印度锡瓦利克山脉发现的上新世的哺乳动物。
在一八四九年,他到伯明翰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去沃里克旅行,在会议上,“由于长时间的朗诵而精疲力竭”。
在这几年里,达尔文遭到了两件家庭不幸的事。一八四九年,他衷心爱戴的老父亲去世了。但是对他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在一八五一年他最心爱的年仅十岁的女儿安妮死了。他的其余子女(共有七个: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比父亲活得久。达尔文向青年时代的朋友、表兄弟福克司倾诉了自己的不幸。
子女以及子女的志向和教育常使达尔文非常操心。他向福克司承认,尽管他强烈憎恨刻板式的古典教育,但他没有勇气在家里教育孩子,仍然把他的大儿子送进一所古典学校,虽然也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在鲁格比)。他为几个年幼的孩子寻找这样的学校:学校里要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古典主义不能比其它课程太占优势。
总之,唐恩开始了达尔文一生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时间象钟表一样有节奏地过去,使他(尽管长期患病)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有时是天才的博物学方面的著作。我们看到,在唐恩生活的最初十二年内,他已经写完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最后两卷《‘贝格尔’号地质学》,修改了《考察日记》,并出版了它的第二版。在这个时期,他通过《一八四四年概要》这部有条理的手稿,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终于出版了关于甲壳纲蔓足目的专著,这部著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为他提供了不少有利于他的理论的实际材料。
文章分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