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公务员的大发现
在伯尔尼的岁月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丰硕的成果,第一批研究结果的问世,就像闪电划破了时代的夜空一般。1905年,对于26岁的爱因斯坦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对物理学史来说,则是革命的一年:相对论诞生出来了! 在这一年,来比锡出版的《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作者是同一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篇是讨论布朗运动的,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分子的存在,它的作者在物理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一篇是发展普朗克的量子论,提出了光量子假设,它的作者将因此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赏——诺贝尔奖金。第三篇就是《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是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它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它的作者的名字是和牛顿并列的。 一个26岁的青年,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在物理学三个未知领域里,齐头并进,同时取得巨大成果,这在科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只有1665—1666年可以和1905年相媲美。当时瘟疫席卷英国,剑桥大学被迫关闭,23岁的牛顿回到故乡乌尔索普村。他在乡居期间,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白光的组成,并且开始研究引力问题。 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人们也只好这样解释。 爱因斯坦当然不这么看。 他对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塞利希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 他也对一位物理学界的同行说过:“空间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也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革命者。牛顿继承哥白尼、伽俐略和开普勒,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一次革命,创立了牛顿力学。法拉第、麦克斯韦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创立了电磁场理论。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一代物理学家,则进行了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从时间顺序看,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创造性研究中,最早的研究工作是分子物理学。 爱因斯坦关于热运动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用统计方法分析原子、分子运动问题以及研究运动和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的工作超过了奥地利天才的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和美国科学家吉布斯的研究成果,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探索深度胜过数学的论证。同时,在玻尔兹曼的思想引导下,他把概率作为热学的数学演算基础。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爱因斯坦单独研究出来的,以致有人曾对玻恩说过,“统计力学的所有具有重要特点的新发现”全是爱因斯坦搞出来的。这位年轻的研究家研究分子物理学的明确意图是想借助于可靠的结果,为他笃信的原子论的正确性提供论据,因为当时原子论还处在争论之中。 许多人否定分子和原子的存在。他们说: “存在原子吗?存在分子吗?多大?什么样子的?” 爱因斯坦相信世界是物质的。他相信原子和由原子组成的分子是存在的。但是,怎样才能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子和分子存在呢?他开始研究分子运动论。在那些失业的日子里,他已经开始研究分子运动论。现在,坐在专利局的办公室里,他要来研究布朗运动了。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液滴中浸泡的花粉粒子不停地在作不规则运动。后来,以发现者的名字把这种粒子的乱动称之为布朗运动。粒子越小,液体温度越高,运动就越激烈。 几十年来,无数学者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奥秘,作了种种徒劳的努力。早在爱因斯坦前20年,法国物理学家曾经猜测,布朗运动是由于悬浮粒子受到显微镜下观察不到的液体分子的不规则碰撞所造成。这种富于想象的解释,在当时不仅缺少数学基础,而且没有任何的实验证明。 在《分子热运动论所要求的平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一文中,爱因斯坦以统计方法论证了悬浮粒子的运动速度及其颗粒大小与液体的粘滞系数之间存在着可用实验检验的数量关系。 爱因斯坦对于以前布朗运动方面的工作并不了解,他把显微镜下可见粒子的运动看作是显微镜下看不到的液体分子运动的表征。他用统计方法,解释了在他之前波兰物理学家斯莫鲁科夫斯基论证过的这种现象,并且作出数学表述。1908年,法国物理学家佩兰通过实验完全证实了“布朗运动的爱因斯坦定律”。由于这项工作,佩兰荣获了1926年诺贝尔奖金。 爱因斯坦关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证明了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热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它是由不规则的分子运动所引起。同时,还使原子论得到了充实,即从物理意义上说来,“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 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测定分子体积方法,加上关于布朗运动的公式,能够数出分子的数目。过去,物理学一直依赖奥地利物理学家格施米德发明的近似方法,而现在可以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了。 爱因斯坦对于热运动的研究,除了对专业学科十分重要,还在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某些自然科学家否定和怀疑原子论是没有道理的,爱因斯坦对分子观念的证明是令人信服的,以至连马赫和另一位原子论的坚决反对者奥斯瓦尔德也声称“改信原子学说”了。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说得很清楚: “在那些年代里,我自己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普朗克的成就所得出的个别结果,尽管这些结果可能非常重要。我的主要问题是:从那个辐射公式中,关于辐射的结构,以及更一般地说,关于物理学的电磁基础,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在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简要地提到关于布朗运动及有关课题(起伏现象)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古典的分子力学为根据的。在不知道玻尔兹曼和吉布斯的已经发表而且事实上已经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情况下,我发展了统计力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热力学的分子运动论。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一些事实,尽可能地确证那些有确定的有限大小的原子的存在。这时我发现,按照原子论,一定会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悬浮微粒的运动,而我并不知道,关于这种‘布朗运动’的观察实际上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最简单的推论是以如下的考虑为根据的。如果分子运动论原则上是正确的,那么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粒子的悬浮液就一定也像分子溶液一样,具有一种能满足气体定律的渗透压。这种渗透压同分子的实际数量有关,亦即同一克当量中的分子个数有关。如果悬浮液的密度并不均匀,那么这种渗透压也会因此而在空间各处有所不同,从而引起一种趋向均匀的扩散运动,这种扩散运动可以从已知的粒子迁移率计算出来。但另一方面,这种扩散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悬浮粒子因热骚动而引起的、原来不知其大小的无规则位移的结果。通过把这两种考虑所得出的扩散通量的数值等同起来,就可以定量地得到这种位移的统计定律,也就是布朗运动定律。这些考察同经验的一致,以及普朗克根据辐射定律(对于高温)对分子的真实大小的测定,使当时许多怀疑论者(奥斯瓦尔德、马赫)相信了原子的实在性。这些学者之所以厌恶原子论,无疑可以溯源于他们的实证论的哲学观点。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共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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