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四年，德国医生和教师弗里茨·缪勒，用德文出版了一本篇幅虽短但内容却很丰富的书《拥护达尔文》。这本书所给予的声援，虽然声势并不浩大，但实际上却大大帮助了达尔文的理论。我暂不详谈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已有俄译本。书中曾很有意思地试图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建立甲壳纲的系统发育学，并且想要首次搞清楚，物种的系统发育反映在胚胎发育的哪一阶段。缪勒把自己的这本书给达尔文寄去了，于是达尔文给他回了一封感谢信。这是他们相互之间频繁通信的开始。他们经常交换各自的著作。达尔文由于高度重视缪勒的这本书，所以花了许多钱四处张罗出版这本书的英译本。凡是达尔文关心的事，缪勒也都关心，他成了达尔文在国外的助手中最积极的一个。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达尔文被授予皇家学会柯普雷奖章（这是英国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这件事也证明某些“认识的好转”。不过在进行这一奖赏活动中所发生的倾扎表明，要通穿偏见这座大山是何等的困难啊，老一代学者极力否认《物种起源》中的思想。 
　　向皇家学会理事会递交的关于授予达尔文以柯普雷奖章的专门呈文，是由法更纳拟定的。他把达尔文的地质学书籍、动物地理学书籍和植物学书籍摆在第一位，最后才提到达尔文的“伟大”著作：《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法更纳附带说明：“我并不认为，查理·达尔文已证明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东西，但他巧妙地本着寻求真理的哲学精神，解释了这一研究对象，至用大量收集起来的观察现象加以解说，以便如实地把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合理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 
　　达尔文朋友们的建议在会上被采纳了。给获奖者本人颁发柯普雷奖章的隆重仪式一向都是在十一月三十日学会的年会上举行。达尔文由于患病而未能亲自出席。皇家学会主席在学会的年会演说中指出，达尔文荣获柯普雷奖章是由于他撰写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著作，还由于他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这些观察都收进《物种起源》一书中”。至于理论本身，主席说：“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或许倾向于接受这本书名称所指出的那种理论，然而，还有一些人或许倾向于摒弃那种理论，或者，至少是把他们的决定推延到将来，到那时，知识增加了，这将为最后的接受或者摒弃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按照我们一般的和共同的意见，我们坚决从授奖的理由中排除了这本著作”。 
　　当有人提议发表主席的演说时，对这个演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愤懑的赫胥黎，要求宣读关于颁发给达尔文柯普雷奖章的决议纪录，因为他想亲自证实一下，理事会是否真正象主席所说的那样，是在把自然选择的理论从颁发奖章的理由中排除出去的条件下，才同意颁发奖章的。 
　　决议宣读了，结果是理事会的决议当中没有这种条件。当时贝斯科和法更纳就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建议，抗议主席的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在发表的演说中就删去了。 
　　达尔文象以往一样，在接受柯普雷奖章时，收到了许多朋友们的至诚的祝贺信。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复信中说道：“颁给我的真正的奖章，是您所写的信和其他几封这样的信，而不是那块圆形的小金碑”。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公开的奖赏“对于共同的事业来说”，即对在传播他的观点中所取得的胜利来说，是有益处的。 
　　达尔文在一八六八年给虎克的信中，一面指出自己的学说博得了好评，一面又列举了在此之前的《物种起源》的下列版本：英国有四种版本，美国有一或两种版本，法国有两种版本，荷兰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当时计有：英国有两种版本，美国有一种版本，德国有一种版本，法国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在德国和在北美，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加强了。 
　　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后，为实现写一部“巨著”的打算，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他是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非常丰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他的学说来说，该书的出版是特别艰难的。早在著书时，达尔文就已转到了植物学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用许, 多事实证明，植物构造极其微小的细节，可能都是有用的，可能为自然选择所控制，或为自然选择所发展。同时，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正在顺利地继续进行。唯心主义者和目的论者（“终极原因”学说的拥护者），已不坚持纯粹的造化说了，因为关于物种的一次创造学说，关于物种的静止不变性的学说，都已被摧毁。进化学说获得了胜利。可是唯心主义和目的论却不愿投降。它们把斗争移到了关于进化原因的问题上，以便批驳自然选择，并用“不完善的法则”，或用其他抽象的原则，来代替自然选择。达尔文积极参加斗争，并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赞扬朋友们取得成功，一旦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出现了旧神学倾向，就批评他们这些错误的东西。达尔文认为，在神学家们特别反感的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公开宣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第十五章 《人类的起源》一书问世


　　一八六七年二月，达尔文完成了关于家养状态下的动物和植物这部巨著，并将手稿付印，然后又着手写关于人类起源的书。这个问题对所有接受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人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达尔文的一些支持者也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答复。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最先是达尔文的才华横溢的朋友赫胥黎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作了许多研究，而且特别细致地研究了类人猿的脑和人脑的构造，因为人们认为脑体结构正是人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在身体上最主要的差别。赫胥黎在和奥温的论战中得到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华莱士在人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一八六四年三月号的《人类学评论》这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华莱士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祖先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体质在人脑充分发达后不再改变，人类往后的整个进步，是与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人类智能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的智能发展导致了发明工具，交通工具，火等等。 
　　花莱士认为，人类种族之间的斗争，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更多地取决于精神的后天变异，而不是更多地取决于身体，即更多地取决于人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品质。当人仅仅在智力上，在脑和颅骨的结构上变化时，动物则借助于选择仅仅在肉体上发生变化。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别先达到了属的程度，也可能是达到了科的程度。由于人类这种古老性，所以人种也象哺乳动物科同样石老。如果赫胥黎根据人体特征指出人类这一科的等级，那么人类这一科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更远，即现在一些哺乳动物目首次形成的那个时候。因此华莱士认为，根据人类的起源及其大脑的发展情况来划分人类的等级是可能的。同样，他也把人种的形成推迟了很久，他认为，人种体质上的特征与当前人种的地理分布无关，因为各种人种有足够的时间迁离他们形成的地方。 

文章分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