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最后抨击说：“达尔文先生对得到年高德邵的科学家的赞许并未抱多大希望，他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正如他曾经说的，寄希望于摆脱了枷锁的人……对我们来说，只要补充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它的作者，或者是书中谈的事物，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就足够了。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不怀疑，它应该受到注意。有学问的博物学家们将根据作者本身的情况来研究作者，而这里，我们想象，为使这一理论彻底存在下去，必将发生一场严酷的斗争。神学家们说（他们也有权洗耳恭听），创立复杂的、把神排除在重复的创造行为之外的理论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新的物种是由上帝的创造力量创造的呢？为什么对不必要的非直接行为不进行直接的干预而要使用进化法则呢？我们在向读者介绍作者及其著作之后，应该把他交给圣学院、大学院、教室和博物院去摆布才是。” 
　　关于这篇书评达尔文写信给虎克说：“他把不朽的问题也扯了进来，并用这种手法唆使那些僧侣们来攻击我，让他们来折磨我，这种手法是卑鄙的。诚然，他不是要烧死我，但是他却准备好了干柴，并告诉那些黑色的骗子们怎样可以捉到我。”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唯物主义和“堕落了的智力”，即对达尔文的无神论的这类攻击，不是刊登在神学杂志上，而是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上。 
　　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的批评，语气特别尖锐，令人不能容忍。他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是达尔文的老师，达尔文在作环球旅行之前曾和他一起进行过地质考察。 
　　这篇文章的语气充满了愤恨、嫉妒和讽刺，因此达尔文在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对《物种起源》发出的狂怒”时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会是一个好人；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火烧另一个人，同时又可以有一颗象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贵的心。” 
　　英国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开始谈论达尔文的这本书，持敌对态度的文章越来越多。 
　　然而在很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上却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对《物种起源》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达尔文根据这篇文章独特的风格，立即猜到了它是赫胥黎写的，虽然他也知道，赫胥黎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撰稿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正统的观点上，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有机界是“创造者的命令的直接产物，因此它应该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相反，他坚定地认为，对于物种起源的理论应当由那些经常研究涉及这一理论的事实的人来评判，因此，内行的人应该对这些事实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达尔文的理论，这位评论者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假说，它使我们能够对生物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非常明显的奇怪现象作出解释；我们认为，可以肯定无疑的是，这一假说同生命和机体的主要现象并不矛盾。”接着，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从这个建议中立即就能认出赫胥黎来）《物种起源》一书的读者们要采取歌德的“积极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态度是高度热爱真理的表现，它既不停留在怀疑上，也不屈从于不合理的信仰”。 
　　最后，作者针对塞治威克的看法以及他那“肥皂泡”①的说法，以肯定的口气说道：“达尔文厌恶抽象的推论，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对现例和前例的热烈追求正如一个依据宪法行事的律师一样，并且他所提出的一切原理都是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证实的。他让我们跟着他走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用空想的蜘蛛网构成的虚路，而是由事实筑成的一座坚固而宽广的桥。在任何情况下，这座桥都将使我们安全地越过我们在知识上遇到的许多鸿沟，并将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领域中去：那里没有虽然迷人但却不能生育的处女们（即终极原因）所设置的罗网，而对于那些终极原因，一些大权威曾经认真地告诫我们，要我们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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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塞治威克把自然选择理论说成是“肥皂泡”。 

　　达尔文极为满意地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写信给赫胥黎说：“亲爱的赫胥黎！昨天晚上，当我看完前天的《泰晤士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了一篇关于我那本书的卓越论文和评论。作者能是谁呢？我对此十分关心。文中对我的赞扬使我十分赞动，不过我还没有自负到认为我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程度。作者是一位在文学上很有修养的人，对英语也很精通。他非常仔细地读了我的那本书；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来他也是一位严肃的博物学家。他知道我那本关于蔓足目的书，并且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最后，他的文笔和思想都是非常有力而清晰的，更难得的是，在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最使人感到愉快的才智。其中有些地方使我们从内心里感到好笑……作者能是谁呢？我敢十分肯定地讲，在英国只有一个人能写这篇文章，这个人就是您。不过我又揣想我弄错了，也许还有某个大天才没有被发现哩。您怎么能够说服‘奥林普山的丘比德’（即《泰晤士报》），使他拿出三栏半的版面来刊载纯科学性的文章呢？那些老古董们会以为世界被翻转过来了……他（评论的作者）摆脱了普通的宗教偏见，并把这样的观点介绍到《泰晤士报》上去，我认为能作到这些是了不起的，这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即使是完全离开简单的物种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您认识这位作者，请千万告诉我他是谁。” 
　　这篇评论是这样产生的：《泰晤士报》的记者鲁克斯收到一本《物种起源》，请他加以评论。鲁克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但是，据赫胥黎说，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却象婴儿一样的纯朴无知，因此他很为难。有人建议他去找赫胥黎帮忙，于是他们商定，由赫胥黎写一篇书评，而鲁克斯则加几句开场白。结果这样做了，双方都很满意。毫无疑问，书评刊登在信中称之为“奥林普山的丘比德”的报纸上，这对于提高这本书的声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不过这篇充满好意的书评只是一个侥幸的例外。而当时出现的对这本书充满敌意的文章则是大量的。 
　　对于那些直截了当的恶毒攻击和侮辱性的表示，达尔文能够泰然处之，宽大为怀。但是一些评论者和批评者随心所欲地歪曲达尔文的思想和学说（如赫胥黎所时常预言的那样），这却使他大为恼火。很少有一种学说能比得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那样的歪曲。 
　　批评者们对达尔文的著作抱着这样一种“卑鄙态度”，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达尔文要说的话，他们对达尔文的思想进行种种歪曲，这一切使达尔文越来越苦恼。他于一八六○年六月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担心所有这种反复不断的攻击会使那些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从此止步，其中许多人也可能向后转。这个期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忧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因为他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根本不懂得他的论断过程。他说：“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完全错了，我成了一个最愚蠢的人，但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相信，难道赖尔、您、赫胥黎、卡本德、爱沙·葛雷和华生等人也都是蠢才吗……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而且只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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